人可以看成是由很多个“小样本模型”组成的。
一个人在自己长期学习、工作和生活的领域里，可以接触到大量样本，通过不断学习和实践，逐渐形成一个相对完善的模型。这些领域就像是经过充分训练的神经网络。但人的精力和经历毕竟有限，真正能够大量接触、充分训练的领域可能只有一两个。生活中的其他方面实在太多了，我们能够接触到的实际案例和经验都非常有限，但即使如此，人还是必须不断做判断。
那么问题就来了：面对一个自己没有充分训练过的领域，只有很少的样本，又必须做判断，怎么办？
一个办法就是尽可能获得有价值的样本。这实际上就是一个“抽样方法”的问题。
因为我们不可能把一个人的所有行为都观察一遍，也不可能把一个组织的所有工作都检查一遍，只能从整体中抽取少量样本，再根据这些样本去推断整体。关键并不是单纯地获得更多样本，而是尽可能选择那些信息量大、具有代表性，能够反映我们真正关心的问题的样本。
比如，前面提到为什么要检查空姐的一些规范动作？为什么要检查军人的内务情况？表面上检查的是一个具体动作、一床被子，但真正想了解的可能并不只是这个动作或者内务本身，而是希望通过这些容易观察、相对标准化的样本，去判断其背后的纪律性、执行力和管理水平。
招聘也是一样。面试官不可能把一个人的全部能力都测试一遍，所以只能选择一些问题、任务或者场景进行测试。**选择问哪些问题，本质上就是选择抽取什么样的样本。**通过这些有限的样本，再去推断候选人的某些能力。
当然，这种方法并不是说“看到一个样本就可以直接判断整体”。样本本身可能存在偏差，也可能是在特殊条件下产生的。例如一个人知道今天要接受检查，可能会刻意表现得比平时更好。因此，我们还需要考虑样本是否具有代表性，以及这个样本到底能够为我们的判断提供多少证据。
所以，“抽样方法”真正重要的地方在于：当我们无法全面了解一个事物时，应该主动思考什么样的样本最值得获取，而不是简单地追求样本数量。
从这个角度看，很多日常生活中的检查、面试、测试，甚至我们观察一个人、了解一家公司，本质上都可以看成是在做一件事情：用有限的样本，不断修正自己脑中的“小样本模型”。
卡夫卡《变形记》中主人公的遭遇让人感到悲伤，因为它让人想到：当一个人失去了社会价值、失去了实际作用之后，他是否还具有存在的意义？甚至，他是否还具有继续生存下去的价值？
为什么这件事会让人感到如此悲伤？
一开始，我们可能会觉得：事情不应该这样，人不应该因为失去了价值，就受到如此冷漠的对待。
但仔细想想，也许我们真正难以接受的，并不是某一个人的冷漠，而是我们突然发现：这可能就是世界运行的一种规律。
就像“人都会死”一样。
现在大多数成年人已经能够平静地接受“人会死亡”这件事。我们知道人会因为疾病、衰老，也会因为意外而死亡，并不会因此每天都陷入悲伤。
但我们小时候第一次意识到“人是会死的”时，可能并不是这样的。
一个小孩子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父母会死、爷爷奶奶会死，甚至自己也会死的时候，往往会感到难过。只是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们逐渐接受了这件事，最后甚至忘记了自己小时候第一次意识到死亡时的那种悲伤。
所以，成年人读《变形记》时产生的那种难受，某种程度上就像小孩子第一次意识到“人会死”。
它们本质上都是在第一次真正意识到某种自己无法违背的规律。
人遇到意外可能会死亡，这是我们无法彻底避免的事情。同样，一个人如果彻底失去了社会价值，失去了维持社会关系和生存条件所需要的能力，也可能面临被排斥、被抛弃，甚至最终无法继续生存的结果。
这可以看作一种社会意义上的死亡，而这种社会意义上的死亡，在某些情况下又可能进一步导致生理意义上的死亡。
这就是《变形记》真正让人难受的地方：它让成年人突然看见了一种原本不愿意去看的规律。
那怎么办？
可能还是只能接受。
接受并不是说赞同它，也不是说认为它是正确的，而是承认这个世界确实存在这样的规律。就像我们最终接受“人会死”一样，当我们慢慢认识并接受这些事情以后，它们也许就不会再像第一次意识到它们时那样令人悲伤。
很多时候，真正让人痛苦的并不只是残酷的事实，而是第一次意识到这个事实时，我们发现自己原来根本无法改变它。